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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知名博主Ben Thompson上一次借助新冠病毒爆发探讨了对信息的零信任问题，认为互联网对信息的传播和抗击新冠病毒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次他又进一步探讨了信息的类型（突发信息、叙事、事实、历史）与定义的维度（敏感性、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并探讨了互联网对不一样信息的作用。原文标题是：Defining Information
之前，我写了一篇叫做《零信任信息》的文章。在文章里面我称赞了泛指的社会化媒体以及特指的Twitter，称之为迫在眉睫的新冠病毒危机的早期预警系统。几个星期以来，各色人群（其中部分是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但大多数人都不是）纷纷在Twitter上敲响警钟，要大家警惕SARS-CoV-2的指数式传播以及由此产生的COVID-19疾病对医疗保健系统的影响。这些预警的顶点是西雅图流感研究所的一名成员在Twitter上发布的一项（不合法的）测试结果。测试结果表明，华盛顿州已经出现病毒的社区传播。就像我在那篇文章中写道那样：
但是一旦我们度过了这场危机，Twitter及英勇的西雅图流感研究所的故事值得牢记：是谁阻挠他们进行关键性的研究呢？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又是什么最终让他们的研究加快了全美个人和公司做出反应呢？首先当然是他们的勇气和责任感，其次是互联网上任何人都可以发表任何东西的这一点。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在总统发表讲话，汤姆·汉克斯受到感染以及NBA停赛之后，美国其他地区终于开始醒悟了，然后又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Twitter变成了一个更糟糕的信息来源。
随时间变化的信息
大家对我那篇《知名科技博主：“零信任信息”让互联网更美好》最大的抱怨是这张图，一些人认为这张图歪曲了网上的情况：
更多信息的潜在影响
尽管我用正态分布是为了说明的目的，而不是作为相对信息量的断言，但游戏人从字面意义上进行解读我能够理解。实际上，我唯一想要说明的，是这条分布曲线（不管最后的分布情况如何）负面的左侧之所以出现增长，跟好的右侧之所以出现增长的原因是一样的。
我还要做出亮点进一步的观察：第一，一般而言，这条分布曲线的左侧（不管其形状如何）在数量上几乎可以肯定会比右侧的大；因为制造虚假信息的成本低廉，甚至都可以自动化（比方说社会化媒体上的虚假信息机器人）。与此同时，如果出现的是类似新冠病毒这样的信息时，分布曲线右侧的影响力则要大得多。
不过，我在上周注意到，跟着时间的流逝，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妨考虑上图的一些变化——不过这里必须强调，所有的变化均未对具体数量下任何的结论，但我认为这方向上是正确的。
下图是2月初时候的新冠病毒信息图：
2月初有关新冠病毒的信息概况
Twitter上有很多很有价值的话题，有讨论新冠病毒的潜在影响的，一点关于中国的新闻媒体报道（主要还是集中在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上）以及相对较少的虚假信息。不过请注意，信息的绝对量很小。
到了二月下旬，这张图似乎变成了这样：
2月下旬新冠病毒的信息概括
Twitter上充斥着大量关于冠状病毒潜在影响的讨论，也有慢慢的变多的人和媒体认为这只是一场“流感”（这是虚假信息的一部分）。总体覆盖率变高了，但仍然相对较小。
三月的第一周看起来像这样：
三月初的冠状病毒信息概况
请注意信息总量已经出现了显著的上升，尤其是Twitter上有价值的信息以及媒体的报道都增多了。
然后就是上周三的情况，这张信息图已经爆了：
上周冠状病毒的信息概况
显然，增加的信息几乎全都出现在图表左边的三分之二处。上周了解冠状病毒，在Twitter上提供了有趣的新信息的人还很少。但是，大家开始把自己手上能找到的信息（不管对错与否）大量传递出去。
（计算机）病毒
如果让你讨论一种非常不同的病毒的话，不妨回顾一下2000年代，当时留言板和评论区永远都会有这样的争论： Windows和Mac到底谁更安全。苹果的宣传是Mac上的病毒数量要少得多（准备好面对缺乏社交隔离的恶果吧）。
2006年，这则商业广告刚发布时，以Unix为基础的Mac在某些方面的确比Vista之前的Windows版本更安全些，包括更好的安全模型，特权升级检查，强制的文件系统权限，更好的浏览器沙盒等。不过同样重要的是，相对而言，Mac的数量并不多。
毕竟，病毒是程序，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得有人去编写、调试以及分发。鉴于全球超过90％的PC跑的都是Windows，针对Windows写病毒可以为那些主要目的是为了赚钱的黑客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但是，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如果你的动机不是为了钱（比方说为了地位），你就会去攻击Mac。这会为你赢得头条新闻的报道：
Mac被入侵成为头条新闻
我怀疑，信息也具备同样的动态，尤其是在社会化媒体上。很少会有人去制造很少人会讨论的虚假信息，但是出于金钱、恶作剧、党派之争以及制造恐慌等的考虑，制造热门话题的虚假信息的动力就很足。
换句话说，社会化媒体作为新闻来源的效用与对特定主题感兴趣的人数成反比：
社会化媒体上的效用与兴趣（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这具有直观意义：社交网络往往跟家人朋友有关，所以对你是很重要的，但对任何其他人就不是这样了，因为他们也只关心自己的家人朋友。不用说，马其顿的那帮孩子散发的不会是Virgina姨妈或者Robert叔叔的小道消息。
他们也不会谈论冠状病毒，但关心此事的人会讨论。
信息的类型
取名零信任信息是零信任网络的一种类比。在零信任网络里面，需要对个人进行身份验证，而不是依赖于护城河+城堡的安全模型，后者关心的是设备是否在防火墙的后面。通常，个人必须具备有效的密码，且设备是经过验证的，才能从互联网上的任何位置（包括企业网络上）访问敏感信息和应用。我的观点是，信息验证也必须在个人的层面上进行，但什么才是密码和经过验证的设备的等效物呢？
我认为，通过了解信息的不一样，以及信息的分发方式，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发：
对于突发信息，比方说二月份的冠状病毒，你需要有高度的敏感性，并且对不确定性的高度容忍。
对于事实，比如说现在的冠状病毒，你所需要的敏感性和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就要更低些：要么是可验证的事实，要么就不是。
你还可以两两对应：
敏感性与不确定性，事实与突发信息
顺便说一句，再看看另外两个象限的适用范围也挺有趣的：
四种类型的信息
关于持续进行中的故事的叙事有赖于高度的敏感性（试图找出叙事线索）以及对不确定性的低容忍度（试图兜售这种叙事）。另一方面，历史需要有较低的敏感性（记录重要的事情）和对不确定性较高的容忍度（我们回不到过去）。
信息的商业模式
关于信息的不一样还有一个商业模式的维度。回到《互联网与平民阶层》：
印书跟人工抄写的经济学有根本的不同。后者纯粹是一笔运营支出：产出完全由投入的劳动力决定。但前者主要是资本支出：首先，你得造印刷机，然后，确定书的类型。支付这一大笔前期费用的最好方法，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可出售的某一本书的副本。
那么，怎么才能更最大限度地增加可以出售的副本数量呢？答案是用特定语言使用最广泛的方言来印刷，这反过来又会激励大家采用这种方言，从而在欧洲范围内对这种语言进行标准化。相应地，这又会加使用共同语言的深城邦国家之间的亲和力，尤其是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围绕着书籍以及后来的报纸形成了共同文化。
对于需要低敏感度的信息（事实和历史）来说，这种模式很理想。制作报纸或书籍需要大量的开支，而最大程度地利用这笔开支的方法，就是生产对大多数人来说有价值的东西。
不过互联网把生产侧的成本公式也给改了：
互联网跟印刷机有何不同？一般来说，当我在写这种主题的文章时，我会着重关注边际成本：书刊和报纸的制作成本也许要比人工手抄便宜得多，但仍然不是零。与此同时，在互联网上发布的内容可以覆盖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从而极大地增加了供应量，并为内容发现提供了溢价；经济的力量也从出版物被转移到了聚合者。
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尤其是在对社会的影响方面），固定成本大幅度降低了。不仅原先的发行商可以跟任何人联系，而且现在任何人都能成为发行商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甚至都不需要出版物：社会化媒体为每个人提供了面向全世界广播的手段。
这使得突发信息和叙事不仅在财务上可行，而且事实上比事实或历史都更有利可图。突发信息可以来自任何地方，换句话说也就是人人都可以发布，而且大家必须要说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只有他那一小圈的家人朋友圈感兴趣。但是，这一点跟互联网的免费分发正好完美搭配，可以吸引每个人的注意力，然后在将其出售给广告商。
至于叙事，这类信息的吸引力顶多在于人类对故事所固有的渴望，以及我们想要寻找意义的渴望。但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对故事感兴趣的是确认偏见和群体天性。不管是哪种方式，叙事都趋于两极化，这对于前期成本固定的世界来说是个坏消息，但是当生产所带来的成本低廉且注意力稀缺的时候，这正是你想要的东西。
同样地，无论是突发信息还是叙事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但是，这两个都有一定的概率会导致不良的结果：突发信息很容易就会被虚假信息淹没，尤其是在激励措施不对的时候，叙事本身也可能会破坏事实。或者，就像我上周所说那样，也可以揭示出本来不会被发布出去的有价值信息。
冠状病毒与信息
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次的讨论感觉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现在有很多人正在受苦，任何一个人都感到害怕。有人会被感染，有人会死，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受到破坏。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新冠病毒在定义信息时的作用显得如此清晰的原因所在。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突发信息都凸显其重要性，但与突发信息的成功对应的，则是让叙事模糊了事实的失败——无论这些叙事是“这只是一场流感”，还是暗示这是媒体的阴谋，或者在Twitter上嘲笑容易激动的那帮技术派。而笼罩这一切的将是这个事实，那就是这一刻将载入史册。
译者：boxi。
